首页 > 历史 > 揭秘 > 正文

毛泽东为农业“大跃进”算了一笔细账(3)

毛主席发现南方某些高产地区水稻每亩植三万蔸,就号召各地根据不同情况合理密植。他在八大二次会议讲话时肯定:“所谓合理密植,在湖北、湖南、广东,就是三万蔸。”他还亲自算了一笔细账:三万蔸共插多少根秧,共发多少根苗,共长多少谷穗,共结多少粒谷子?最后按斤折合,一亩共打820斤。他认为北方的小米、麦子也可以算,高粱也可以算,玉米、番薯、谷子也可以算。

在农田水利建设和深翻改土运动中,出现了工具改革的苗头。毛主席对此高度重视。3月22日,他在成都会议上指出:“改良农具运动应推广到一切地方去,它的意义很大,这是个伟大的革命,是技术革命的萌芽,它有伟大的意义,它带有伟大革命的性质。”在毛主席讲话的鼓舞下,广大农村掀起了工具改革的热潮。

采用自上而下刮大风式的推动工作的方法,特别是在反“右倾保守”的紧锣密鼓声中,即使是正确的指示,也难免被扭曲,往往弄得面目全非;更不用说一系列过高的指标、求成过急的要求,一些并不科学或只在一定条件下见效的具体经验被拔高为普遍经验加以推广,所带来的副作用了。据后来了解,深翻地,在一些地方变成翻得越深越好,有些地方竟有翻到一丈二尺深的。“合理密植”,在一些地方也变成越密越好,一亩地下种几百斤的,给插红旗,而按农民自己的经验下种的,则给插上白旗。结果,插红旗的土地只收一堆秕子,插白旗的土地倒真正增了产。按穗按粒推算产量的方法,在一些地方也演变成为制造“高产卫星”的方法之一。在工具改革中,因为搞所谓“车子化运动”、“滚珠轴承化运动”、“绳索牵引机化运动”等,结果也事与愿违,造成很大的浪费。山西有一个和尚同一个农民合伙,在山坡上挖鱼鳞坑蓄水,这个办法合乎当地实际,本来是不错的,但是,后来一普遍宣传,并在平原地区也盲目加以推广,搞所谓“葡萄串”、“满天星”,以致给平原地区农民带来严重的灾难。这些现象及其后果,都说明了不按客观规律办事,脱离客观条件去盲目发挥主观能动性,没有不闹笑话,不跌跤,不受客观规律的惩罚的。

过高的指标,求成过急的要求,靠大辩论开路的刮风式的领导方法,所带来的副作用,最大的还是由此引发出来的各级干部的浮夸风。1958年的农业“大跃进”,是以严重的浮夸为其显著特征的。

浮夸,首先是点上的浮夸。在那以前,苏联发射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在全世界引起很大震动,不少人就把自己假造的所谓高产典型叫做“放卫星”,一时间成为全国流行的时髦用语。6月8日,报纸率先报道河南省遂平县放出亩产小麦2105斤的“卫星”;6月26日,又报道了江西贵溪县水稻亩产2340斤的“卫星”。随后,“卫星”越放越大。小麦“卫星”亩产最高的,为9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的青海蹇什克农场亩产8585斤;水稻“卫星”亩产最高的,为《人民日报》9月18日报道的广西环江县红旗农业社亩产130434斤。除了小麦、水稻“卫星”以外,《人民日报》和一些省报,还连续发表了玉米、高粱、谷子、番薯、芝麻、南瓜、芋头、蚕豆、苹果等28种农作物和蔬菜、水果的高产“元帅”。

此起彼伏的“元帅”升帐,“卫星”上天,使一些同志本来就不冷静的头脑更不冷静了,说出了一些违背唯物主义基本常识的话。例如:7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宣称:我国农业发展速度已经进入了一个“由渐进到跃进的阶段”,“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出多少粮食来”。8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年底算账派输定了》,8月11日发表的一位负责同志论述夏季农业丰收经验的文章,8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都正面引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豪言壮语。8月3日《人民日报》的社论还特别解释:“地的产是人的胆决定了的”,以此强调“人是条件的主人”,批判“唯条件论”。8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关于山东寿张县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的调查报告,编者冠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标题,并以通栏排出。10月间,有些同志总结当年农业高产经验时说,今年我国农业生产出现的新的规律就是高产,所有外国和中国农业科学书籍讲的那些规律,都被彻底推翻了。如果头脑是冷静的,牢记主观必须符合客观,牢记必须实事求是,是绝不会放出这种种浮夸的“卫星”,作出这无视科学、无视规律的轻率宣告的。

上一页 1 2345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