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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江青秘书:文革初工作组是给刘少奇设"套"(2)

对这件事情即派工作组,也要做分析,派工作组的确是共产党的传统做法,“多年来的成功经验之一”,实际上,在文化大革命中派的工作组采用1957年“反右派”做法,在许多单位“反干扰”、“抓游鱼”等,把许多写大字报的人打成“右派”和反革命。

1966年6月13日,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和《批转西北局》时指出:“当牛鬼蛇神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这件事情,陶铸恐怕是知道和参与了的。

很显然,按照刘少奇(和邓小平)派工作组的做法搞文化大革命,刘(邓)要负基本和主要负责任,无疑陶铸也不能说一点责任没有。

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怎么回事?这是毛在文革中提出来指导文革的基本概念之一。有人说它是一个伪命题,一点不假。刘少奇(邓小平)指导文革的思想、理论和策略,其实就是毛在十年前(即1957年5、6月开始)所提出和执行的“反右派”的一套。1957年毛理直气壮地把它称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什么在1966年文革中就成了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此一时,彼一时”也。毛“与时俱进”,他的政治需要变了,斗争的主要对象转移了,十年前他反的主要是党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年后,他发动文革,反的不仅是党外更主要地是党内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少奇不明就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很不理解”),沿袭陈规,非但得不到毛的认可,反招毛更加不满。

二、在工厂和农村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分歧

陶铸和毛另一个大的分歧,就是在工矿企业和农村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

1966年6月30日,刘少奇、邓小平给毛写信并送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草稿)》。刘、邓在信中说:目前文化教育方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展开,如果工矿企业、基本建设单位一齐动起来,领导上顾不过来,容易出错。因此,他们送审通知草稿指出,目前各地党委需要用很大力量领导正在开展的文化教育方面的革命运动,同时也应注意到工矿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必须保证国家任务的特点。中央认为,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包括设计、施工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根据各地原来的部署,分期分批地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通知要求,各地党委必须抓革命、促生产,做到革命和生产建设双胜利。7月2日,毛批示:“同意你们的意见,应当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0页)

陶铸在文革中坚决贯彻执行这个通知的精神。他一直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他亲自为《人民日报》连续写两篇“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他这种做法遭到中央文革小组的非难,说他用生产压革命。这可能也反映了毛的意见。

在要不要把文化大革命扩展到工矿企业和农村问题上,陶铸的思想和行动同毛发生了尖锐冲突。

关于安亭事件。所谓安亭事件,就是1966年11月10日,王洪文等率领的赴北京告状的一千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员,在安亭(上海辖区京沪线上的一个小站)受阻后卧轨拦截开往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造成京沪线中断31多个小时的事件。王洪文等卧轨拦车,企图扩大事态,迫使中央解决问题。

事件发生后,陈伯达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做了两件事:一、电告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派张春桥回沪说服工人。二、致在安亭的上海工人电。电文指出:“你们的这次行动,不单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希望“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又说:中央文革小组派张春桥回沪处理此事。(按:周恩来和陶铸派张春桥去处理此事。)(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133页)张春桥11日深夜乘专机抵沪,与“工总司”负责人接触。他在上海工人座谈会上别出心裁地说:“如果工厂文化大革命不搞,即使导弹上了天,卫星上了天,生产大发展,中国还会变颜色。”13日晚,张春桥给陈伯达打电话:“工总司五条要求(承认组织合法、承认上京告状是革命行动、告状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曹荻秋公开检查、对工总司提供各方面条件)我不能不签字,也来不及请示华东局、上海市委和文革小组,不然车就不能通,他们不肯回上海。”张春桥认为可以签字就签了。(参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54页;穆欣《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香港新天出版社1997年第二版,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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